印度茶叶称霸，中国茶叶式微下，民国中茶总公司如何力挽狂澜？
在17世纪，我国茶叶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越丝绸和陶瓷，之后一度占到了总出口额的九成，这些茶叶大量流入酷爱茶叶的英国，对中贸易入超。
殖民掠夺发家的英国人自然不愿看到白银外流，由此，所谓的“伦敦皇家植物园园长“罗伯特·福琼暗中潜入中国，意图盗取当时最具经济价值的植物——茶。
内忧外患的中国茶叶
1848年6月，福琼到达上海，并混进一只茶商队伍前往内陆茶山，盗取大量茶苗和茶种，并运到殖民地印度，但这一批茶苗很快全部枯死。
1851年2月，福琼再次来到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共采集了17000粒茶种，23892株小茶树，甚至拐走了8名经验丰富的武夷山制茶师傅。
1858年，在英国的大力扶持下，半路起家的印度迅速发展出机器先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政策宽松的茶产业，在国际上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竞争对手。
1888年，中国茶叶对英出口量被印度迅速反超，一战期间，英国在我国通商口岸建厂制茶，实行资本入侵，到了1921年，中国茶叶仅占世界出口量的8.79%。
反观国内，由于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军阀割据，从茶山到港口，茶叶运输要缴纳十几次税费，直接导致中国茶叶价格飙升，给了印度茶叶弯道超车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高昂费用使部分茶商以次充好，甚至将桑树芽刷上染料混入茶叶，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中国茶的国际信誉跌落谷底，几乎再无翻盘机会。
直到1937年，吴觉农等仁人志士，集体向南京政府全国经委会请愿，直属国家的中国茶叶公司才得以成立（以下简称中茶司）。
中茶司的出现，看似将全国各地的茶商豪强势力拧成了一股绳，吸引了诸如浙江庄晚芳、四川葛林中、江西葛敬应等大茶商的加入，形成了人才济济的局面。
然而团结之下，利益不一致的众人各怀鬼胎，始终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还出现了贡献最大的吴觉农被众人排挤，职位下调的内斗现象。
更严峻的是，就在中茶司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茶司在江浙闽徽等地投资建立的茶叶基地先后沦陷，总部也数次易址，公司内人心惶惶，无心经营。
危机之下，亦有转机，外敌入侵使中茶司被迫将茶叶生产中心，从经济较好的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陆，也让众人看到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茶叶圣地——云南。
由此，云南开启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茶叶生产规划，佛海茶厂（勐海茶厂前身）、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等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制茶救国的云南茶厂
1938年9月，中茶司派出日后的总经理郑鹤春和“滇红之父”冯绍裘，到云南考察茶叶资源，并和当时云南省经委会主席缪云台、建设厅厅长张西林达成共识。
到达云南后，一行人原本打算借助滇越铁路，考察墨江、佛海（今勐海）、思茅（今普洱）、缅宁（今临沧）、顺宁（今凤庆）等大叶种茶叶资源丰富的地区。
不过因为时局紧张，交通闭塞，出行不便，考察团就只考察了部分地区，他们一边调研，一边采制鲜叶，还在凤庆试制出了品质优秀的滇茶样品，这让众人大喜过望。
考察大获成功后，中茶司总经理寿景伟，和董事长卓宣谋都飞抵昆明，与富滇银行等云南本地势力，一起洽淡顺宁，佛海，宜良等地的投资设厂开发事宜。
不过由于各方都不愿多出资本，原定两百万的投资计划最后缩水到了十五万元，为了平衡这个脆弱的利益共同体，中茶司决定让左右逢源的郑鹤春为总经理。
1938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茶司）正式运作，次年派遣冯绍裘赴顺宁建厂，范和钧先任宜良实验茶场场长，后赴勐海筹建茶厂。
国难之下，云茶司的茶叶经营重点是销往国外，换取外汇，因此筹建的这些茶厂主要生产红茶，范和钧领导下的勐海茶厂还曾为苏联定制过青砖，以换取军火。
这时八中茶标尚未问世，这些茶叶使用的是盾牌商标，上面的十二星图案，是蒋经国新生活运动的标识，下面则是"The Yunnan Tea Corporation"的缩写。
云茶司生产的不同茶类产品，使用的商标虽不尽相同，但都是由这个盾牌商标衍化而来，如胜利牌云南红茶，和建国牌云南红茶。
1939年末，茶叶生产初见成果后，云茶司又扩大经营，在昆明成立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主产复兴牌沱茶和方茶，尝试经营普洱茶这一门类。
1941年， 中茶司又和蒙藏委员会的格桑家族合作，共同成立了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开始生产销往藏区的宝焰牌紧茶，自此，几大民国国营茶厂全部亮相。
不过，云茶司仓促之下生产的普洱茶品质，还是无法与一众民间号级茶庄竞争，在宜宾被列为三等，范和钧担心普洱茶在路上发霉，还犯了二次烘焙的错误。
也正是由于茶品质量一般，卖不出价，云茶司生产的这些普洱茶产量都不算多，比号级茶数量更加稀少，这些旧民国商标也随着历史长河逐渐远去。
更遗憾的是，在炮火连天中诞生的云茶司，虽然一直在竭力运作，换取外汇支援祖国抗战，但影响力终究有限，无法在那个时代中拯救国家和人民。
1941年末，日本悍然发动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沦陷，要道被毁，云南边境屡遭空袭，茶厂停摆，瘟疫横行，通货膨胀，云南茶叶生产大幅衰落。
覆巢之下无完卵，一众号级茶庄的经营也异常艰难，宋聘，洪记，同庆，可以兴等茶庄或是停产，或是举家迁往越南和泰国，或随国民党残军流亡金三角。
1950年3月，云茶司及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民国中茶司和旧国营茶厂的时代虽然结束了，却给当时的云南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茶叶资源无比丰富的的云南，得以与现代资本，人才，制度，设备相结合，云南茶业首次具备了现代化生产的基础条件。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陆续出现了后世几大国营茶厂的前身，及滇红之父冯绍裘、勐海茶厂首任厂长范和均等茶叶人才，对普洱茶产业发展产生诸多深远影响。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得益于中茶司的充分发掘与推广，原先被边缘化的江外临沧茶区逐渐发展，成为了如今可以与西双版纳，普洱并立的三大普洱茶产地。
而这些，都是前人留给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巨大财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个规模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的普洱茶时代，终于到来了。
用户评论
民国中茶总公司的努力让人们看到了传统中国茶的魅力，尽管面临外来竞争，它们始终坚守那份纯正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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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茶叶的强势冲击下，中国茶业一度陷入低谷。民国中茶总公司通过创新与推广，让中国的茶文化重新焕发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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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市场被印度茶叶主导时，民国中茶总公司的行动为中国茶找到了一席之地，这背后是对其历史地位和文化底蕴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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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民国中茶总公司的努力充满感慨，它不仅保卫了中国茶的传统工艺，还让这种古老饮品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受到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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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热衷于体验地道中国风味的饮茶者而言，“民国中茶总公司的反击”展示了中国茶叶的独特之处和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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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印度茶的强大威胁，在“力挽狂澜”的过程中，民国中茶总公司展现出了中国传统茶的卓越品质与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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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背景下，当“中国茶叶式微下”，民国中茶总公司的行动给予了众多饮茶爱好者新的选择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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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故事讲述和市场策略，民国中茶总公司成功地在印度茶叶称霸的大环境下重新定义了中国茶的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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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竞争，民国中茶总公司的智慧在于不仅保留传统工艺，还积极开拓创新，将中国茶的精髓与时代需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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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挽狂澜”的背后，是民国中茶总公司对于传统文化坚守和对现代消费需求敏感的一次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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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度茶叶独占鳌头时，“民国中茶总公司的行动”为中国茶业翻开了新的篇章，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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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叶市场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民国中茶总公司的积极作为，不仅守护了中国茶的传统印记，还引领了新一波的消费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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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热爱中国茶文化的消费者而言，“民国中茶总公司如何力挽狂澜”的故事，是对中国茶品质和文化传承的一次深深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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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茶叶盛行的背景下，这一事件不仅突显出“民国中茶总公司的反击”对中国茶业的重要意义，也为全球饮茶爱好者提供了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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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国茶品的大量涌入，“力挽狂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国茶业的一次深刻自我反省和转型探索，民国中茶总公司的贡献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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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茶总公司如何力挽狂澜？”的故事不仅关乎市场竞争策略，更是对中国茶文化传统与现代市场需求融合的一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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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饮茶市场格局发生变化时，“民国中茶总公司的行动”展现了中国茶叶的另一面——其在国际化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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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一事件不仅是经济层面的竞争，更是文化影响力的显现。民国中茶总公司以其行动展现出了“力挽狂澜”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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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茶业面临挑战时，“民国中茶总公司的反击”成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趋势交织的绝佳案例，为后续茶道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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